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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叙事:萧红城市地理镜像

来源:《女作家学刊》2024年1月第五辑 | 郭淑梅

摘   要:哈尔滨是萧红走出呼兰县城,居住的第一个国际大都市,是她初登文坛的人生福地。在萧红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不仅对家乡呼兰县城进行了《呼兰河传》的地域性书写,且运用写实手法将哈尔滨纳入《商市街》《弃儿》等文学地理建构中。面对着百年间的城市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随着大拆大建的城市改造风潮的席卷而陷入急剧消失的窘境,萧红的哈尔滨叙事日益凸显其活化石作用。同时,萧红文学地理存储传递了这座城市的国际化视野及萧红追求自由平等的左翼立场。而香港的“萧红地标”提醒着哈尔滨萧红遗址遗迹未纳入保护开发的遗憾。

关键词:哈尔滨   萧红纪实作品   地理镜像

与同时代其他哈尔滨作家如白朗、罗烽、舒群、金剑啸、罗荪相比较而言,萧红是唯一对哈尔滨街道、宾馆、公园、江畔等城市公共设施空间提供写实功能的作家,对于后世而言这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在萧红的文学建构中,20世纪30年代的哈尔滨被纪实了,被凝固了,被摄录了,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意外的收获,也是不以作家意志为转移的潜在价值。恰是由于城市老建筑、老物件和旧有的生活方式的日益淡化乃至消失,而松花江水[1]流淌依旧,冷暖季节依旧变幻的人文与地理空间、物象、面貌的巨大变迁,激活了萧红纪实作品回望历史的价值,萧红作品如同纪录影片一样,保存了清晰完整的特定的社会场景。在此,借用镜像(Mirroring)[2]旨在考察萧红文学中关于人物、事物、遗址遗迹、自然现象等地方志式的存储功能,从而探析萧红文学地理建构的深层文化内涵。本文借助文学地理学,从镜像出发,对哈尔滨地理特征存储,萧红文学地理遗产,设立“萧红地标径”构想等三个方面展开深入探讨。

一、文学地理存储 

(一)哈尔滨:松花江记忆

哈尔滨是满语,意谓“扁状的岛屿”,旧时也称晒网场。从自然地理环境上讲,哈尔滨地处东北平原,松花江宛如玉带横贯南北两岸,江水滔滔,土地肥沃,高大的古榆树呈现一派繁茂勃发的自然生机。哈尔滨四季分明,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寒冷而漫长,冰雪覆盖山川,室外哈气成霜。夏季虽然炎热,却也时常微风拂面凉爽宜人。春秋两季属过渡性气候,似乎是为冬夏两个主打季节提供中间地带一样,相当具有跳跃性,不规律且短暂。从开发史上讲,18世纪的哈尔滨还是自然渔村,渔户在松花江畔奉打贡鱼。“哈尔滨一带水泊、沼泽、小河纵横交错,草木繁盛,禽兽麇集”[3],纯自然的未被开发的野生资源状态,源自清王朝将东北视为祖先发祥地而实施的“封禁政策”。为保祖宗王气不散,旗人不被汉民族异化,以使清王朝基业传之千秋,康熙下令废除辽东招民开垦例[4],严禁关内流民进入该地区开垦,致使东北大片山林矿藏土地河流资源开发处于停滞状态。松花江一带在清前期生态优良,是水产品相当富足的渔场,盛产鲟鳇鱼、鲤鱼、鲫鱼、白鱼、大马哈鱼等。鲟鳇鱼俗称牛鱼,是松花江流域的特产,也是清朝宫廷每年除夕必备的贡品。一条鱼的力量之大,能把船拱翻。运送贡品时,由于路途漫长,需要掌握一些技巧,尤其运送鲟鳇鱼是渔户的一门独特技术。大鲟鳇鱼可达八九尺长,最大有两三丈。18世纪中叶,关内王姓移民从“闲散满洲”手中承领水域官网,负责哈尔滨一带贡鲜鲟鳇的捕捞。当时的哈尔滨,人口稀少,肥沃的土地上种植着玉米、谷子、高粱。打鱼、种田,自给自足,农人渔户过着悠闲的日子。

晚清以来,清政府为挽救王朝的没落,被迫向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在“联俄拒日”的外交政策下,1896年6月,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沙俄政府以借地筑路名义获取了修建中东铁路干线的特权,在哈尔滨建立中东铁路行政中心。一条西起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北由哈尔滨起,南至大连,全长2489公里的T字型中东铁路建成通车。经济上,中东铁路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哈尔滨跃升为著名的国际贸易城和国际性大都市,[5]崛起为联结欧亚大陆桥的中心城市。

在萧红写作的20世纪30年代,松花江畔昔日的小渔村早已不见踪迹。但哈尔滨最初给予萧红的并非国际化大都市的歌舞升平,繁华胜景。1932年,她与哈尔滨一道遭遇了日军侵略和松花江百年不遇的洪灾。1932年8月5日起,松花江连续几次暴发大洪水,她住在道外东兴顺旅馆[6]等待救援。散文《弃儿》中,萧红记载了松花江泛滥,道外洪水漫到旅馆二楼,旅馆和住家纷纷逃命的事情。

每天在马路上乘着车的人们现在是改乘船了。马路变成小河,空气变成蓝色,而脆弱的洋车夫们往日他是拖着车,现在是拖船。

松花江决堤三天了,满街行走大船和小船,用箱子当船的也有,用板子当船的也有,许多救济船在嚷,手中摇摆黄色旗子。

住在二层楼上那个女人,被只船载着经过几条狭窄的用楼房砌成河岸的小河,开始向无际限闪着金色光波的大海奔去。她呼吸着这无际限的空气,她第一次与室窗以外的太阳接触。江堤沉落到水底去了,沿路的小房将睡在水底,人们在房顶蹲着。[7]

萧红以摄像机的纪实手法,将这场洪灾肆虐后的场景记录下来,并对水灾前后街道的变化配了画外音。日常生活的场景发生了变化,马路变成了河,楼房变成了岸。日常运输工具由车变成了船。江堤和小房子沉在水底,一个突兀的场景是房顶上蹲着被困的灾民。洪水泛滥改变了正常生活样貌。不仅人陷入困境,小猪也不知所措。“在水中哭喊着绝望的来往的尖叫。水在它的身边一个连环跟着一个连环的转,猪被围在水的连环里,就如一头苍蝇或是一头蚊虫被缠入蜘蛛的网罗似的。”[8]

八十多年过去了,萧红居住的道外区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现已成为批发商品的玛克威商厦。商厦窗外有一棵老榆树,在萧红曾经往来的二楼阳台旁设立了萧红陈列室。每年都有一些国内外游人到此一探究竟。

作家萧红,对于养育哈尔滨人的这条自然江河洪水泛滥的纪实性描写,喻指着她个人无可选择的生存困境。洪水过后,是生命的重生,这原本是民间叙事大洪水原型意象,却偶然与萧红的境遇巧合,她怀着身孕,在洪水中颠簸,洪水退后她将诞生一个生命。船在浪中打转时,她用手抚摸着突出来的肚子。她以母亲的孕妇形象镌刻在哈尔滨这场著名的大洪水中。她为松花江泛滥立传的用意与她当时怀孕的现状直接相关。

关于松花江,萧红还有另一种写法。回归正常不再暴发洪水的时候,松花江水对哈尔滨人可以起到抚慰作用。夏季,哈尔滨这座国际化大都市流行着消夏风俗。暑热来临时,以松花江为中心聚集起全城的人,涌向松花江边。划船、游泳、戏水,整个城市都沉浸在消夏的气氛中。夏天的到来,让萧红快乐起来。她融入人群,和哈尔滨人一道享受避暑生活。读“东特女一中”[9]时,萧红和好友沈玉贤、徐淑娟就喜欢一起去划船。一开始,三个女孩没有经验,劝走船老大,决定自己划。去时顺风顺水,越划兴致越高。回来时天色已晚,逆风逆水,船老是打转。划到岸边时,手上都是血泡。

萧红居住的商市街25号[10]离松花江江边不远。萧红顺着中央大街溜达,可以直接到江边游玩。结伴去江里划船,到僻静的江湾处戏水,对她是常事。

第二天她又是去洗澡。我们三个人租一条小船在江上荡着。清凉的,水的气味。郎华和我都唱起来了。汪林的嗓子比我们更高。小船浮得飞起来一般地。[11]

商市街25号房东的女儿汪林和萧红萧军在江上“摇船到太阳岛去洗澡”是瞒着她母亲的。去江里玩,划船只是一种惯常的消夏形式,去掉暑气的江底洗澡和游泳,才是最终目的。

郎华故意把桨打起的水星落到我的脸上。船越行越慢,但郎华和陈成流起汗来。桨板打到江心的沙滩了,小船就要搁浅在沙滩上。

一入了湾,把船任意停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我浮水是这样浮的:把头昂在水外,我也移动着,看起来像是在浮,其实手却抓着江底的泥沙,鳄鱼一样,四条腿一起爬着浮。

那只船到来时,听着汪林在叫。很快她脱了衣裳,也和我一样抓着江底在爬,但她是快乐的,爬得很有意思。[12]

消夏直到今天仍然是哈尔滨人的最爱。由于城市规划的缘故,昔日的太阳岛现已成为一个封闭的休闲公园。住宅楼房都装有淋浴房、浴缸,以洗澡为目的的消夏基本不存在了。不过,夏季到来,大量的人涌向江北,通往对岸的交通工具不只是船,松花江大桥、阳明滩大桥、松浦大桥的建成通车,极大地缓解了江南江北的交通不便。开私家车和乘船,赴对岸的江北沙滩,仍然可在江湾处自由地享受开放性的避暑空间。

(二)几张萧红旧址底片

哈尔滨市立医院,萧红女儿出生地。《弃儿》中萧红产女的哈尔滨市立医院,属于今哈尔滨市儿童医院(道里区友谊路57号)的房产。原建筑二层红砖小楼尚存,紧邻着道里公园[13]。20世纪80年代,萧军等一众萧红的故交曾旧地重游,感慨万端。萧军在外楼梯上留影存念,回忆他拯救萧红于危难的1932年,斯人已去物是人非。《弃儿》不仅描述了1932年萧红亲历的哈尔滨洪水暴发场景,也记录下她产女前后的生产困境。当年孩子的父亲汪恩甲不知所踪,两人住旅馆的费用400块钱萧红无力偿还,被扣在东兴顺旅馆。与萧军相爱后,借住在道里区中国四道街裴馨园[14]的家,受到裴家人的排挤。产前的萧红折腾得非常厉害。在裴家没有铺被褥的土炕上,萧红疼得号叫着像个泥人。萧军筹不到住院费让她入院,但是目睹萧红满炕打滚,萧军最终下决心以东北硬汉的蛮力和“无产者”“耍无赖”的坚持强行让萧红住进了哈尔滨市立医院。这是萧军为萧红做的最为自豪的事情。萧红记录下在红砖小楼里,她所经历的一场与女儿的生离死别。

产妇室里摆着五张大床,睡着三个产妇,邻边空着五张小床。看护妇给推过一个来,靠近挨着窗口的那个产妇,又一个挨近别一个产妇。她们听到推小床的声音,把头露出被子外面,脸上都带着不可抑止、新奇的笑容,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小娃在床里睡着的小脸一样。

第三个床看护妇推向芹[15]的方向走来,芹的心开始跳动,就像个意外的消息传了来。

手在摇动:“不要!不……不要……我不要呀!”她的声音里,母子之情就像一条不能折断的钢丝被她折断了,她满身在抖颤。[16]

走投无路的萧红并无能力抚养孩子,送他人养育之前,萧红害怕看到孩子的面孔,在她打定主意不要这个孩子的时候,她的内心充满纠结。

月光照了满墙,墙上闪着一个影子,影子抖颤着。芹挨下床去,脸伏在有月光的墙上:“小宝宝,不要哭了,妈妈不是来抱你吗?冻得这样凉呵,我可怜的孩子!”

萧红被母性煎熬着,记录下自己悲惨的人生一幕,就在一座二层红砖小楼里,她的孩子生下五天一直在隔壁哭,她不管孩子死活,以空洞的“向人林里去迈进”的理想,压抑了所有的母爱。第六天萧红在同室产妇和看护妇“不知为什么!听说孩子的爸爸还很有钱呢!这个女人真怪,还有钱的丈夫都不愿嫁”的质疑中,把孩子送给一个身穿白长衫三十多岁的女人。这件事是她一生的痛。临终前,她不忘嘱咐端木蕻良到哈尔滨寻找这个女儿。

萧红当年生下女儿的二层红砖小楼,如今隐身在周围高大的建筑中,看上去非常渺小、孤单。笔者探寻这处遗址时,并没有发现有人进出小楼,像是座被废弃的仓库。走到小楼的背面,才发现小楼屋檐窗框等标志性部位用本色砖镶嵌出错落有致立体凸凹的墙体,虽然不及中央大街等临街建筑工艺繁复讲究,但就20世纪上半叶,哈尔滨风行世界顶级建筑艺术背景来说,这种红砖小建筑也非潦草而就。可见建筑风气趋向艺术之一斑。当然,曾经在这里生产的萧红,并不愿意回顾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在两萧关系紧张的上海时期,萧军撰文《为了爱的缘故》重提患难与共的小楼旧事,他对萧红的付出,希望能够挽回萧红感情,萧红对此是不满的。

欧罗巴旅馆,萧红与萧军的第一个家。位于道里区新城大街拐角处[17],是由白俄经营的一家旅馆。穷困潦倒的萧红萧军,揣着裴馨园资助的五元钱,搬进这座俄罗斯风格的旅馆。散文《欧罗巴旅馆》[18]是一篇居住在此的生活纪实。

产后的萧红,没有营养和足够的休息,像丧家之犬,被裴馨园岳母赶出家门。窘迫和尴尬她都不在乎了,气力已消耗殆尽。旅馆的房间在三楼,面向道里区西八道街。对面的楼房顶上布满着小烟囱、小窗户。终于有个属于自己的家,身边的男人虽然是个穷文人,可他们恋爱着,这让贫困流浪中的萧红心满意足。

我躺下也是用手指抚来抚去,床单有突起的花纹,并且白得有些闪我的眼睛,心想:不错的,自己正是没有床单。我心想的话他却说出了!

“我想我们是要睡空床板的,现在连枕头都有。”

说着,他拍打我枕在头下的枕头。[19]

一个高大的俄国女茶房和中国茶房相继敲门进来,询问是否需要租铺盖。当听到一天五角租金时,两个没钱的人顿时打消了租铺盖的念头。接下来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那女人动手去收拾:软枕,床单,就连桌布她也从桌子扯下去。床单夹在她的腋下。一切夹在她的腋下。一秒钟,这洁白的小室跟随她花色的包头巾一同消失去。

小室被劫了一样,床上一张肿胀的草褥赤现在那里,破木桌一些黑点和白圈显露出来,大藤椅也好像跟着变了颜色。[20]

欧罗巴旅馆的俄国女茶房手脚麻利地按规则办事,她没有必要为穷人提供免费铺盖。在欧罗巴旅馆讨生活的俄国女茶房,在20世纪上半叶的哈尔滨极为常见。哈尔滨“华洋杂处”,外侨尤其是俄侨人数众多。中东铁路的建成通车,客观上为欧美及亚洲移民提供了大量就食机会,其中俄侨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沙俄反犹排犹浪潮和经济扩张政策使国内一些具有经济实力和经营才能的犹太工商业者迁移哈尔滨。日俄战争失败后,沙俄再次反犹,在华犹太官兵、从西伯利亚远东外逃的犹太人留在了黑龙江。“十月革命”后,出于对新政权的恐惧或其他原因,大批白俄定居在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东铁路沿线。1922年,仅哈尔滨一地,俄国侨民就达185042人。哈尔滨成为融合各种不同文化风尚的国际化大都市,生活变动不居。

俄侨并非都是富豪和贵族,萧红在《索非亚的愁苦》中写道,侨居在哈尔滨的俄国人那样多。白俄当势时“连中国人开着的小酒店或是小食品店都怕穷党进去。谁都知道穷党喝了酒常常付不出钱来”。十月革命后,情形大变,“现在那骂着‘穷党’的,他们做了‘穷党’了;马车夫,街上的浮浪人,叫花子,至于那大胡子的老磨刀匠,至于那去欧战的独腿人,那拉手风琴在乞讨铜板的,人们叫他街头音乐家的独眼人。”[21]阶层不同,却彼此比邻而居的事情时有发生。1931年8月抵达哈尔滨的朱自清,认为俄国人地位并不比中国人高,“与洋大人治下的上海,新贵族消夏的青岛、北戴河,宛然是两个世界。”[22]因此,萧红写俄国女茶房、写她的俄文家庭教师索非亚都是哈尔滨地理空间特有的人物关系。她的写作是以20世纪30年代哈尔滨侨民生活为原型的。

萧红以其居住的欧罗巴旅馆为原型,共计写了七篇散文(《欧罗巴旅馆》《雪天》《他去追求职业》《家庭教师》《来客》《提篮者》《饿》),详细地记录两人的点滴生活。如今,这些散文在历史文化资源急遽消失的日子里,都成为具有风俗画、历史影像意义的标志性纪事,为后人提供20世纪30年代哈尔滨的俄罗斯式的风土人情。

从秋天到冬天,萧红都住在欧罗巴旅馆。在爱人身边,穷困潦倒的萧红仍然会有“囚犯”的感觉。

小窗那样高,囚犯住的屋子一般,我仰起头来,看见那一些纷飞的雪花从天空忙乱的跌落,有的也打在玻璃窗片上,即刻就消融了!变成水珠滚动爬行着,玻璃窗被它画成没有意义无组织的条纹。

我想:雪花为什么要翩飞呢?多么没有意义!忽然我又想:我不也是和雪花一般没有意义吗?坐在椅子里,两手空着,什么也不做;口张着,可是什么也不吃。我十分和一架完全停止了的机器相像。[23]

萧红身体虚弱,贫血,一直病着,既不能做事,也没有饭吃。生存的窘境让她无所凭依,就在这些困顿的生命状态下,她居于“欧罗巴”这个来自西方文化的命名空间内,展开了充分的文学想象。文学为她插上了一双会飞的翅膀,引领她洞开了生命的联想,让她对生命产生了深邃而广袤的拷问。一些美妙的句子,都是她病中冥想得来的,甚至,她把雪花都赋予生命。

还有一篇散文,把饿写得生动异常,轻灵无比。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萧红,感受着贫穷到没有饭吃的滋味。住在欧罗巴旅馆里,她饿得想偷别人挂在门上的面包圈吃。

厕所房的电灯仍开着,和夜间一般昏黄,好像黎明还没有到来,可是“列巴圈”已经挂上别人家的门了!有的牛奶瓶也规规矩矩的等在别人的房间外。只要一醒来,就可以随便吃喝,但,这都只限于别人,是别人的事,与自己无关。

过道尚没有一点声息,过道越静越引诱我,我的那种想头越想越充涨我:去拿吧!正是时候,即使是偷,那就偷吧!

我抱紧胸膛,把头也挂到胸口,向我自己心说:我饿呀!不是“偷”呀!

第二次又失败,那么不去做第三次了。下了最后的决心,爬上床,关了灯,推一推郎华,他没有醒,我怕他醒。在“偷”这一刻,郎华也是我的敌人;假若我有母亲,母亲也是敌人。[24]

在欧罗巴旅馆,萧红在“偷”吃“列巴圈”问题上辗转反侧,反复纠结,把陷入饥饿的小知识分子心理活画出来,也将民国时期女性接受教育后就业艰难的严峻现实披露出来。饥饿落到小知识分子头上,说明当时的社会现实存在相当大的问题。教育是东北乃至哈尔滨“启发民智”白话文教育的进步硕果,然而,教育并未从根本上解放女性,使其走上社会发挥聪明才智。读书识字的女性大都将受教育作为一种嫁给有钱人的必备条件,选择回到家庭相夫教子。有社会地位的男人也将女人受教育作为一种文明开化的标配,为显示门面,娶回家来。萧红这样一批走出家门寻求经济独立,不想要嫌贫爱富的父亲和丈夫的豢养的知识女性受到的不仅是背叛家庭的压力,还有来自社会的经济压力。她以写作获取稿费生存,报纸副刊的微薄的稿费让她挣扎在社会底层。社会和个人陷入生存困境,使萧红早期坚定地站在左翼立场,为悲惨的下等人鸣不平。

饿到中午的萧红,披着棉被站在窗前,看到一个手里牵着孩子,衣襟里裹着孩子的女人在一家药店门口讨钱。她把自己的饿融入这个讨饭女人的声音里。对于吃饭问题,有知识与否在这里起不到什么作用,她与没文化的逃荒女人一样会感到饥饿。

“老爷,太太,可怜可怜……”可是看不见她在追逐谁,虽然是三层楼,也听得见这般清楚,她一定是跑得颠颠断断地呼喘:“老爷……老爷……可怜吧!”

那女人一定正相同我,一定早饭还没有吃,也许昨晚的也没有吃,她在楼下急迫的来回的呼声传染了我,肚子立刻响起来,肠子不住地呼叫……

郎华仍不回来,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25]

生活极度的困窘,化成萧红不动声色的笔调。这一段淡定的描写,没有呼号,没有遭到不公平待遇的气愤,甚至没有底层阶级常有的诅咒式的暴力式的反抗。她只是秉持着记录者的冷静客观,像是一名忠于历史的书记官,记下日常生活的每个瞬间。她的这一段记录,与1929年元旦史沫特莱来到哈尔滨,在《中国的战歌》记录下的情况别无二致。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哈尔滨大众,让史沫特莱不得不奋笔疾书。

我在中国听到乞丐喊叫,最初是在哈尔滨听到的“打发、打发吧!天老爷保佑你升官发财!天老爷保佑你当军长!”。

在哈尔滨老区富家巷[26],有成群结队由河北、山东关内来的农家妇女,携儿带女沿街叫化讨要。我走过街上时她们把自己的婴儿裹在脏旧的棉祆大襟里,跪在冰地上喊叫:“上帝保佑你到中国发财!”

我走过时,她们跟着。苦苦哀求打发、打发吧!又一群孩子跪到我的前面,扑通跪倒在冰地上,哀哀向我乞讨。[27]

史沫特莱到哈尔滨之时正值东北易帜,她记录了日俄角逐下的东北,日本人的狂妄。对于东北易帜,日本人认为是政治上的失败,“据说日本人正在沈阳同少帅交涉,恐吓威胁,提出抗议。但少帅很少答复,从现在起一切涉外事务权在南京。”[28]张学良将责任推到南京方面,毫无疑问对付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易帜是明智之举。1929年,距离日军侵占哈尔滨,松花江暴发大洪水的1932年还有三年,史沫特莱预见了日本要发动侵华战争。萧红与史沫特莱对哈尔滨市面上穷人的描绘何其相似。饥饿与贫穷,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毒瘤,国家运势如此差,百姓饥肠辘辘,又摊上日本这个如狼似虎的邻居,史沫特莱和萧红作为作家对国家运势的敏感判断是极具超前意识的。

2011年6月,在萧红诞辰100周年前后,我前往道里区尚志大街拐角处,探访了欧罗巴旅馆。沿着木质有些陡峭的楼梯向上走,三楼她居住的房间已成一座教室。从窗户望去对面耸立着一排百年沧桑的红砖小楼,一些旧时的烟囱记录着这座城市曾经烧煤柈冬天取暖的日子。道路上再听不到昔日乞讨的声音,时过境迁,“闯关东”逃荒成为陈年旧事,河北山东后裔成为地道的哈尔滨人,踏实地生活在黑土地上。

道里公园,即今天的兆麟公园[29],是萧红萧军经常光顾的公园,也是一群文人墨客经常出现的公共场所。借住在裴馨园家的两人,担心影响到裴家人,在外面谈恋爱,这是两人喘息、互怜互爱的地方,是两萧最值得纪念的青春和爱情浪漫滋长的地方。

公园在两萧的恋爱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居无定所的两萧,在公园里谈情说爱,热恋中的他们还会碰上熟人和朋友。报社里的编辑、文人墨客,常在公园里发出谈恋爱不成的无病呻吟、抒发空虚情怀。萧红的笔活画了当年哈尔滨文学圈青年人逛公园、编稿子、谈恋爱的生存相。

“你们来多久啦?”他一看到我们两个在长石凳上就说。“多幸福,像你们多幸福,两个人逛逛公园……”

“坐在这里吧。”郎华招呼他。

我很快让出一个位置,但他没有坐,他的鞋底无意的踢撞着石子,身边的树叶让他扯掉两片。他更烦恼了,比前些日子看见他更有点两样。

“你忙吗?稿子多不多?”

“忙什么!一天到晚就是那一点事,发下稿去就完,连大样子也不看。忙什么,忙着幻想!”

“幻想什么?……这几天有信吗?”郎华问他。

“什么信!那……一点意思也没有,恋爱对于胆小的人是一种刑罚。”[30]

逛公园不仅谈情说爱,也可以庆祝好事降临,就如同当今社会饭店的功能。

1933年,是两萧文学创作大丰收的一年。两人印刷出版合集《跋涉》。对于这本册子,舒群贡献很大,借钱帮助两萧出书。萧红到工厂看到排字工人正在排《夜风》,非常高兴。他们跑到公园里,去庆祝创作的成功。

走进公园,在大树下乘着一刻凉,觉得公园是满足的地方。望着树梢顶边的天。外国孩子们在地面弄着沙土。因为还是上午,游园的人不多。日本女人撑着伞走。卖“冰激凌”的小板房里洗刷着杯子。

道里公园,在萧红生命最困窘的时候,在她成功地获得了写作成果的时候,扮演着生命中的憩园和乐园。公园既是她与萧军爱情的庇护之所,也是文学青年聚会照相述说友情的地方。萧红萧军都是喜欢交友的人,他们常常会聚集一批人到公园聊天照相。现保留下的公园照片除了萧红挺着孕肚在“罗锅桥”[31]旁边与萧军合影,还有萧红、萧军、金人、舒群、黄田、裴馨园、樵夫七人的照片。

道里公园的“罗锅桥”见证与铭刻着那段惊世骇俗的爱情故事。笔者曾多次探访那座小桥。尽管世事沧桑,人去匆匆,经过八十多年的风霜月影的洗礼,木桥仍静静地“拱”在那儿,偶尔木桥会刷上新漆,换上彩虹装,注视着人间冷暖。

商市街25号,是萧红萧军的第二个家,旧址在今道里区红霞街25号,邻近中央大街。与中央大街横向交叉的一条街道,大铁门门洞,对面是座小洋房,西侧有个小矮房带个木头门斗。进门要下几级阶梯,类似于半地下室。经过黑乎乎的两平米的厨房,才是十平米左右的里屋。门左是张大床,被子叠起来。墙角挂一张油画。靠院子一侧是玻璃窗,窗户下摆着张旧桌子和凳子。萧红在商市街居地,是她和萧军融入哈尔滨百姓邻里生活的一个缩影。在商市街这个邻近中央大街的封闭空间里,萧红过上了柴米油盐的日子。

有了新家,不再租住旅馆,一切似乎走上正轨。新的问题也来了,萧红要操持一个家先要学会做饭。萧红住旅馆时,尽管很穷很苦,也算是过得潇洒,有钱两人就去小饭馆吃一顿,或者买来面包沾盐末,没有钱就饿一顿两顿的。萧红是不用操心做饭取暖的。

哈尔滨的冬天寒冷到零下三十多度。萧红住在欧罗巴旅馆时,窗外飘着雪花,打到窗玻璃上就会变成水珠滚动爬行着。关上窗户,玻璃上立刻长了霜,不一会儿这霜就化了,“玻璃片就流着眼泪了”。之所以会出现玻璃窗流眼泪,是因为欧罗巴旅馆取暖设备很先进,房间都很温暖。窗户内外冷热对流就会产生霜花和水珠。住在旅馆里,所担心的是挨饿,是不必担心受冻的。

到了商市街25号,萧红冬天取暖成大问题。取暖的木柈[32]要花钱购买,以前愁着填饱肚子,现在炉子和肚子两样,她都要填饱。让屋子暖和起来,必须烧掉木柈。哈尔滨是中东铁路中转站,往来大小兴安岭的木材通过火车运送过来,在城市里标价售卖,为这座城市的人生火做饭和过冬取暖提供资源。

等他买木柈回来,我就开始点火。站在火炉边,居然间我也和小主妇一样调着晚餐。油菜烧焦了,白米饭是半生就吃的,说它是粥,比粥还硬一点;说它是饭,比饭还粘一点。这是说我做了“妇人”,不做妇人,哪里会烧饭?不做妇人,哪里懂得烧饭?[33]

20世纪30年代,哈尔滨道里区和南岗区居住着中东铁路局人员。他们的房产多半是俄式建筑。砖房和板加泥建筑,室内流行烧暖墙、壁炉、铁炉,一到取暖做饭,都要用上木柈。木柈和煤不同,烧得很快,屋内可以马上就暖和起来,不过,持续的时候短。一旦木柈烧尽,炉子马上降温。屋内又恢复到冰冷状态。因此,萧红对于木柈是“又爱它,又恨它,又可惜它”。

关于木柈,她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到1933年3月,她日子稍微好过点的时候,不必去向房东借木柈了,她开始雇木柈车夫把木柈送到家里。

木柈车在石路上发着隆隆的重响。出了木柈场,这满车的木柈使老马拉得吃力了!但不能满足我,大木柈堆对于这一车木柈直像在牛背上拔了一颗毛,我好像嫌这柈子太少。[34]

商市街25号是个大铁门,门栏外面有人看到装木柈的马车进院,就会问,“柈子拉不拉?”“拉”[35],这个词在哈尔滨土语中是“锯开”的意思。木柈一般都长,粗,难于直接送进炉膛,需要锯再加工一下,或者用斧子劈开。萧红的木柈显然与别人家的一样需要“拉”。

柈子拉完又送到柈子房去。整个下午我不能安定下来,好像我从未见过木柈,木柈给我这样的大欢喜,使我坐也坐不定,一会跑出去看看。

我先用碎木皮来烘着火。夜晚在三月里也是冷一点,玻璃窗上挂着蒸气。没有燃灯,炉火颗颗星星的发着爆炸,炉门打开着,火光照红我的脸,我感到例外的安宁。[36]

木柈给她带来兴奋,她用大大咧咧的口吻记述了拉木柈、被偷木柈、被强行索要木柈、被锯木柈和她先用碎木皮烘火的全过程。一路上,小偷从马车上抢了二块木柈,马车夫说他们“这些东西顶没有脸,拉两块就得啦吧!贪多不厌,把这一车都送你好不好”,表现出他对小偷的不屑,也暗示着偷是可以的只不过要少偷点。这是很有意思的铺垫。马车夫卸完车,留下五块顶大的木柈放在车上,不往下卸了,说是拉家去烘烘火,孩子小屋子冷,马车夫盘算着如何占萧红更大的便宜的形象就这样立住了。在寒冷的冬天,这车木柈让她感到安全。她不是个贪婪的人,由于拥有了一车木柈,“富有”的她就不在乎别人搜刮去一些。生活的不易让她能够体会小偷、马车夫的难处。即使对油嘴滑舌的马车夫的无理要求,萧红也没有指责,只是幽默地说:“他对他自己并没有说贪多不厌,别的坏话也没说。”关于木柈的使用是气候寒冷的哈尔滨上世纪一个最明显的标志。这种生活习俗,是其他南方城市所不知晓的事情,在哈尔滨却是一个日常生活场景。

二、国际化与自由平等精神:萧红文学地理遗产 

上述的文学地理存储并不意味着简单的照相式的复制,而是充满着萧红的文化选择,她所要表达的文化立场。纪实性写作给予我们的不仅是历史风俗的活化石,还有沉积在血液中的精神,那些在多元文化交融碰撞中生长出来的文化特质,需要辨析传承。

我们从萧红的哈尔滨叙事中,至少可以得到两点最重要的精神传承,一是国际化的开放心态。二是自由平等的左翼精神。

在萧红写作所提供的哈尔滨城市地理空间叙事中,季节变化是突出的特征。而在寒冷的冬季和暑热的夏季中,国际化大都市的风土人情浸润其间,为哈尔滨装扮出异域风貌。中东铁路建成通车带来的世界性视野,影响着萧红对华洋杂处的日常生活百态的记录。萧红在进行文学地理构建时,体现出其国际化的开放心态。这与近现代以来东北地理空间范围内所进行的改革有关。晚清时期,清政府为制衡沙俄和日本,在东北全境展开“新政”,对外开放商埠地。北满重地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枢纽,迅速崛起为国际化大都市和商贸中心,国际商社、洋行云集,不同肤色和操持不同语言的侨民和移民,纷纷涌向“东方小巴黎”“东方莫斯科”,以获得新的生存空间。哈尔滨人口构成“五方杂处”,生活方式千变万化。十月革命后,在处于国际共管与移归中国争论之中的中东铁路附属地的哈尔滨,俄国卢布、日本金票、中国银票混杂使用,更使多种语言夹杂的日常生活添上变幻不定的“国中之国”的色彩。

萧红的国际化来自哈尔滨。在哈尔滨读中学、结交朋友、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塑造社会化人格,都使萧红呈现出国际化大都市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在文坛闯荡后,萧红加入“维纳斯画会”“牵牛坊”“星星剧团”,每天都与诵诗、画画、写小说、编演戏剧的城市文化人打交道,很快就熏染上文化人的生活习惯。萧红日常审美情趣深受多元文化影响,不仅使她的生活方式和行为都带有哈尔滨的烙印,也使她成为一个国际化的人。生活习惯欧化和多元化,使萧红的饮食、服饰、歌唱等许多日常生活习惯都已脱离了小城镇呼兰的圈囿,带有地道的哈尔滨风格。朋友经常忆起萧红拿手的牛肉汤,罗荪说:“逢到精神好的时候,萧红便去买了牛肉、包菜、土豆和番茄,烧好一锅汤,吃着面包,这时候,可以说是我们最丰盛,而又最富有风味的午餐了。”梅林忆起在青岛报馆任编辑时,和萧红、萧军的日常生活,“日常我们一道去市场买菜,做俄式的大菜汤”。这种汤是哈尔滨最流行的移植于俄罗斯口味的家常菜“苏泊汤”。萧红率性而为,喜欢和朋友叙谈,喜欢唱歌跳舞,在流浪中具有乐天品性,《索非亚的愁苦》写到她与俄文家庭教师的关系,“后来,我们再熟识的时候,不仅跳舞,唱歌,我们谈着服装,谈着女人:西洋女人,东洋女人,俄国女人,中国女人”。萧红爱唱歌,孙陵回忆,“我还记得你那天吃过酒后唱的歌,你说是在日本从一个俄国影片上学来的。那歌词是:‘窝尔卡,窝尔卡,/鲁斯卡呀列卡,/涅未答啦……’/当时你还加以解释,‘列卡’就是‘河’,‘涅未答啦’就是‘没有看见吗?’”然而,萧红欧式审美趣味和时髦服饰,并非总是受到朋友赞赏,好友聂绀弩认为:“萧红,是我们的朋友,是朋友的爱侣,是一个最有希望的女作家,是《生死场》的作者,我们对她的尊敬是无限的。今天,却看见她不过是一个女人,一个搽脂抹粉的,穿时兴的衣服的,烫什么式的头发的女人!”萧红的服饰、生活方式,在她从哈尔滨走向内地的时候,并不被人接受,只有孙陵这样从国际化都市哈尔滨走出去的人,见惯了奇装异服和随心性活着的人,才能够欣赏到她。在《索非亚的愁苦》中,萧红与索非亚的对话很说明当时哈尔滨的“半吊子”俄语的流行。“嗯哼,好看的指甲啊!”我笑着。“呵!坏的,不好的,涅克拉西为。”可是她没有笑,她一半说着俄国话。“涅克拉西为”是不美的、难看的意思。萧红所用的“嗯哼”“涅克拉西为”就是引进的俄语,中国话夹杂着俄语是哈尔滨社会的真实写照。[37]

萧红文学地理建构,集中在哈尔滨国际化城市风貌。20世纪初哈尔滨的现代工业和国际贸易极其发达,时尚性开放程度可与巴黎、伦敦、纽约、莫斯科、东京相媲美。哈尔滨在其创作格局中,主要分布在道里区、道外区和南岗区,道里区是她的生活中心,因而写这一地区的作品居多,松花江、道里公园等由自然景观演化为城市文学地理景观,就是作家萧红的作用。在哈尔滨城市文学地理,尤其是多元文化建构成就上,无疑萧红是第一位的,我们理解了萧红就理解了20世纪前半叶的哈尔滨,也就理解了20世纪80年代萧红为什么可以走红,直到今天萧红故居纪念馆为什么是唯一被文学地理学专家列为中国境内东北文化区中的著名文学景观。[38]

二是自由平等的左翼精神。萧红生活的时代,哈尔滨引进了很多俄文原版文学名著和红色书籍,萧红初习写作操持哈尔滨青年文艺家喜欢的左翼话语。“牵牛坊”参与者舒群、温佩筠、姜椿芳、金人等都有很好的俄文底子,圈中俄语颇为风行。把俄语当作直接阅读外国名著和交际工具是两萧一直以来都很认同的观点。从中东铁路传过来的红色书籍也让哈尔滨的红色文化积淀深厚。瞿秋白曾在1920年赴俄前滞留哈尔滨,他说第一次在哈尔滨听到《国际歌》,哈尔滨先得共产党空气。罗烽在作品中发出了“起来全世界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的呼喊。这种左翼立场是其他关内文化所不具备的。聂绀弩在胡风主持的《七月》座谈会上,“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演出中被当地人认为是“洋歌”非常陌生[39],但在哈尔滨文化人的圈子,尤其是“牵牛坊”文化圈中,是大家都熟悉的。

萧红的左翼写作,体现在哈尔滨地理建构中。这与哈尔滨的左翼风潮有关,也与她所处的小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有关。追求自由的萧红,与这一社会主张持有的平等理想契合,促使她在城市文学地理建构中,坚持了国际化与左翼立场。

三、哈尔滨设立文学地理景观“萧红地标径”构想 

2011年,香港“萧红地标”《飞鸟三十一》获香港南区举办的“文学地标径”设计大赛冠军。2016年10月,笔者在香港浅水湾见到了刚落成尚未揭幕的“萧红地标”。“萧红地标”在香港落成原因在于香港对内地南来的作家高度重视。香港乃萧红仙逝地,是她创作的终点。1940年,萧红与端木蕻良前往香港,居九龙诺士佛台和乐道,写下蜚声中外的名著《呼兰河传》《马伯乐》《小城三月》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1942年1月22日上午,萧红病逝于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年仅31岁。端木蕻良将萧红的骨灰分别埋于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和她经常散步的浅水湾,从此她与浅水湾紧密相连。

1942年,获知萧红死讯的诗人戴望舒到浅水湾祭奠萧红,留下千古绝唱《萧红墓畔口占》: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1946—1949年,郭沫若、曹禺、夏衍、丁聪、吴祖光、张瑞芳、白杨、周而复等大批内地文化人不断到香港祭拜萧红墓。浅水湾因萧红“埋幽之处”而永载史册。

战后,香港经济高速发展,萧红墓面临被毁危险。香港记者陈凡投书《人民日报》为萧红奋笔疾呼:“生死场成安乐地,岂应无隙住萧红!”引发香港文化人保护萧红墓声势浩大的请愿。1957年8月3日,萧红骨灰由中国作协广州分会接收,迁往广州银河公墓。六十年后,香港人再次记起萧红,在南区“文学地标径”中给予“萧红地标”一席之地,以示纪念。

对于萧红来说,与其文学创作终点的香港相比较而言,哈尔滨是她初登文坛的人生福地,她第一篇小说、第一篇散文、第一首诗、第一部作品合集都诞生在这里。她的创作遗产丰厚,却没有一处正式的旅游景点,没有一处可供游人完整了解其哈尔滨生平的“萧红地标径”,无疑是萧红文学景观的巨大缺憾。

萧红用摄影机式的镜头,为急遽消失的哈尔滨城市地理风貌提供了珍贵的镜像,还原了20世纪哈尔滨的人文风情。但是,作品中出现的与她相关的遗址遗迹东兴顺旅馆、欧罗巴旅馆等地却没有纳入文物保护单位。“牵牛坊”活动地、商市街25号居地也已无存。

“萧红地标径”的设立首先可以整合哈尔滨文化名人资源,如“牵牛坊”的活动可以纳入其中。其次,可以整合道里区、道外区、南岗区三区现存的萧红遗址遗迹,围绕着她的纪实创作,进行资源深度开发。再次,将“萧红地标径”纳入旅游线路,与呼兰萧红故居纪念馆、香港“萧红地标”形成联动效应,延长萧红文学景观路线。

(本文为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萧红地域镜像文学地理学研究”17ZWD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松花江是中国七大河流之一,发源于长白山天池,在同江汇入黑龙江,古代称之混同江。传说古代松花江两岸长满了松树,松树雄枝开有松花,遇大雨江面上则松花点点,故称松花江。松花江流经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三省区,是黑龙江在中国境内的最大支流。流经哈尔滨段的松花江为这个城市带来丰沛的水资源的同时,使这个城市变得灵动唯美。

[2]镜像是冗余的一个类型,是指一个磁盘上的数据保存在另一个磁盘上。镜像通常意义是指对某个事物保持它的一个副本。

[3]纪凤辉:《哈尔滨寻根》,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

[4]张向凌主编:《黑龙江历史编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8页。

[5]据不完全统计,1928年,仅外国商社就有2000余家,同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城市和港口保持经常性的商贸联系,使哈尔滨外贸出口额直线上升。1928年达9946万海关两。外国使领馆19家之多。

[6]东兴顺旅馆位于道外区十六道街,今玛克威商厦。萧红居住的房间在旅馆二楼。

[7]《萧红全集》第4卷,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页。

[8]同上,第134页。这里所说的连环,指水中的漩涡。

[9]“东特女一中”,指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现萧红中学。位于南岗区邮政街135号。

[10]商市街25号,今道里区红霞街25号。1933年,萧红居所遗址现已翻建成商业铺面。

[11]《萧红全集》第1卷,第207页。

[12]《萧红全集》第1卷,第208—209页。

[13]道里公园,即今天的兆麟公园。

[14]裴馨园,《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萧红、萧军的朋友。

[15]芹,指萧红。

[16]《萧红全集》第4卷,第143页。

[17]新城大街即今天的尚志大街。位于拐角处的欧罗巴旅馆旧址上,原建筑仍在。

[18]散文《欧罗巴旅馆》写于1935年3月,首刊于1936年8月上海《文季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悄吟,1936年8月收入萧红散文集《商市街》,由上海生活出版社出版。

[19]《萧红全集》第1卷,第138页。

[20]同上。

[21]《萧红全集》第1卷,第281页。

[22]张福山,周淑珍:《哈尔滨与红色之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页。

[23]《萧红全集》第1卷,第140页。

[24]同上,第153页。

[25]《萧红全集》第1卷,第153页。

[26]富家巷,指道外区,彼时也称傅家甸、傅家店,是关内“闯关东”移民聚集区。

[27]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文集》(一),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28]同上。

[29]道里公园始建于1906年。1946年3月9日,李兆麟将军安葬在道里公园,省政府将其改名为兆麟公园。

[30]《萧红全集》第1卷,第205页。

[31]罗锅桥,真实名字是彩虹桥。由于桥体中间是拱起的弧状,看上去像是罗锅病人背后隆起的鼓包。

[32]木柈,指由圆木劈开或锯开的烧材,居家取暖做饭必备之物。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黑龙江林木资源枯竭,城市住房改造建立起集中供热的暖气输送管道,城市取暖均由热力公司通过管道向住户集中输送热气,使室内温度达到二十多度,做饭使用煤气和天然气,烧木柈的日子便成为记忆中的事情了。

[33]《萧红全集》第1卷,第157—158页。

[34]同上,第203页

[35]拉,发音lá。

[36]《萧红全集》第1卷,第204页。

[37]小时候,笔者居住在哈尔滨市南岗区,邻居是俄国人。外祖父带着我去邻居俄国人家里用土豆换鸡蛋,外祖父说的就是俄语。

[38]曾大兴等主编:《文学地理学》,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1页。

[39]《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载《七月》193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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