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世纪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创作

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23年第7期

于文秀  黑龙江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黑龙江省文联副主席、黑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荣获“万人计划”首批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理论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龙江学者”特聘教授、黑龙江省“头雁计划”头雁人才等称号。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思潮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国“文化名家”及四个一批人才项目等10余项，荣获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9项，出版《物化时代的文学生存》《“文化研究”思潮导论》《文学批评与文化阐释》等多部学术专著，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哲学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沉潜到生命本质的深处——鲁迅小说的人学解读》（2008年第6期）、《论新世纪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创作》（2023年第7期）等。

摘要 对东北的书写，已成为近年来文学创作的热点之一。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社会背景与“东北文艺复兴”的文化语境下，新世纪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既接续了自近代以来工业小说的创作思维、审美旨趣、工业精神内核，又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以日常生活、个人记忆触摸转型时代东北工人的生存与精神状态，突破工业题材固有的创作范式，用新工业题材创作、新人民性探索给予东北新的想象。

关键词 东北文学；工业题材小说；新世纪；东北文艺复兴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俄苏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范式建构若干问题研究”（22BWW028）；黑龙江大学2021年研究生创新科研基金项目“新世纪以来东北文学研究”（YJSCX2021-007HLJU）

工业题材小说创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工业题材”长期与国家工业发展、现代化转型等宏大叙事捆绑，并与国家、民族、革命、阶级、历史等话语交织、缠绕，充分表达了处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政策和立场影响下，文学对中国工业现代化的想象。新世纪以来，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语境和“东北文艺复兴”的文化语境下，班宇、郑执、双雪涛、贾行家、潘一执、李铁、鬼金、孙春平、王立纯、王延才、赵雁、李宏林、温恕、张瑞等一大批新老作家以文学作品为载体，以日常生活经验和鲜明的个人记忆记录并再现东北老工业基地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兴衰、沉浮与心态变化。新世纪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创作尽管在数量、质量和影响力上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影响，却似乎始终囿于“东北”语境，无法重拾工业题材曾有的“力量”。值得深思的是，当今社会时代背景下,工业题材如何书写工业故事，讲述东北故事，似乎又要重新回到历史去发现端倪。

一、动力之源：新世纪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发生的历史脉络

新世纪东北工业题材小说的发生，有其必然的历史脉络，即其根植于20世纪近代中国的历史语境和历史现实之中。由于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发生具有外发性和后发性特征，工业之于中国不仅是支柱性产业，更寄托了现代化的想象。而东北，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在20世纪的工业崛起，实际上是将中国现代化想象具象化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由于东北地区的工业题材文学在工业叙事和文学想象的深层肌理试图表征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复杂内涵，因此其也具备了社会主义的工业现代性叙事的发生和起源意义。”中国、东北、工业、现代性、文学由此形成了彼此交织的语义场。

 回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东北在工业题材创作上起步较早、成果颇丰，不仅参与、构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全过程，更在不同时期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受左翼思想的影响，东北作家群的工业题材创作，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深陷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下的东北工人的苦难人生。无论是罗烽《星散之群》中工人林树和驼背老潘等人的压迫剥削，还是在萧军《四条腿的人》中对因煤矿爆炸失去双脚的煤矿工人王才的艰难爬行度日的细致描写，早期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塑造了“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工人形象。这些带有新中国工业题材小说前史性质的创作，以工人的苦难命运为切入点表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将文学作为武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带有强烈的呼唤和号召意识，动员劳动人民和爱国志士通过斗争来实现革命目标，成为独立的、站立的、有尊严的人。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党和国家的历史任务从民族独立转向了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化国家，工业建设迫在眉睫。作为新中国工业建设的主力军、领导者和实践者，工人阶级的地位空前提高，与之相应的是文学承担起了时代政治赋予的使命。“十七年文学”正是在主流政治话语的召唤中诞生的。得益于完善的工业基础和丰富的工业生产，东北成为“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诞生的摇篮，从东北工业出发展开国家的“工业想像”。以《原动力》（草明，1948）为发端，《火车头》(草明，1950)、《为了幸福的明天》(白朗，1950)、《潜力》(雷加，1954—1958)、《五月的矿山》(萧军，1955)、《百炼成钢》(艾芜，1957)、《铁水奔流》(周立波，1958)、《乘风破浪》(草明，1959)、《钢铁巨人》(程树榛，1966) 等一大批作品以描摹壮阔时代，歌颂生产建设、忘我奉献的主题，塑造了工人阶级的高大形象，确立了“工业题材小说”正面展现工业发展、表现工厂生产、描写工人生活的基调。可以说在“十七年”期间，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就是普遍意义上的“工业题材小说”所涵盖的范畴，其价值取向、话语立场和审美内涵与主流意识形态紧密契合，代表了新中国的工业想象，构建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宏远图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题材小说在国内外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以草明为例，她是新中国第一位被苏联汉学家关注的作家，她的小说《原动力》1950年即被译为俄文，苏联1954年出版的《大百科全书》中在介绍中国文学时指出：“女作家草明的中篇小说《原动力》（1949）极有影响，小说展示了工人们的道德与政治的成长。”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提出，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面对外部的新环境、新政策，工业自身亦产生了新矛盾、新问题，“改革”一跃成为“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新热点。改革文学的代表之作《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1979）直击工业现实的迫切需要，揭露了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的政企不分、平均主义、条块分割等弊端，赞扬了以乔光朴为代表的改革者与实干家形象。在东北工业题材小说中也出现了与之相呼应的题材和人物，例如《生活变奏曲》（程树榛，1984）中新东方机器厂厂长及羽便是其中的代表。及羽重视知识分子和基层骨干的作用，建立岗位责任制，抓生产、促联合，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技术储备之中，以谋求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可以说，“改革者”形象的引入，确立了这一时期“工业题材小说”中正面人物的书写范式。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化，改革进入“阵痛期”。市场经济大潮激发了人们对物欲的追逐，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深刻影响了“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从改革初期高举改革大旗，树立新时期的“新人”典型形象，逐步转向描写改革阵痛期工厂的真实困境，关注工人群体因改革导致的结构性物质贫困和精神困乏，涌现出梁晓声的《钳工王》、徐坤的《沈阳啊沈阳》、孙春平的《陈焕义》《陌生工友》、李铁的《乔师傅的手艺》《乡间路上的城市女人》等一系列观照工人群体生活的作品。正如作家李铁所言：“对我来说，我关注的更多的是他们的挣扎，他们的生存与欲望的矛盾。”作家们将“日常生活”叙事引入传统的“工业题材小说”，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叙事空间；打破了工业题材小说人物塑造脸谱化、模式化的倾向，使小说人物更具时代性、复杂性、深刻性。作家也不再将自我定位为历史或人民的“代言人”,而是贴近社会生活，直面现实问题，秉持冷静而深沉的审视目光，试图深度挖掘存在的本质。

综上所述，20世纪的东北工业题材小说是构成近代以来中国工业题材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题材小说”高度契合，存在着同构关系。它既与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同步，又与“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改革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脉络同频。然而“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生产过程中创制并构建“工业题材小说”历史共同体，更侧重于表现在“工业题材小说”的行业性、现代性和人民性，并非拘囿于东北的地域特征。而“东北”成为新世纪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重要因素，构建起东北工业题材小说的空间共同体。

二、复兴之路：新世纪东北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纵览

经历20世纪90年代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剧烈震荡，东北在去工业化、下岗潮中逐渐与全国其他地区拉开差距，在改革大潮中逐渐失去先锋地位。新世纪东北文学受此外部因素影响，在创作中普遍弥散着怀旧情绪，不约而同地复兴着东北工业题材小说的地方性特色、工业化特征及关注底层工人生活困境的人道主义精神。

相较于20世纪“东北工业—国家形式”的逻辑框架，新世纪东北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复兴了东北的“地域性”想象。地域性常常关联的是某一地方特有的风俗习惯与文化风物乃至宗教信仰等元素，这些因子整合建构了人们的认知与想象。而地域性特征的形成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世界的、国族的、时代的、地方的、经济的、文化的等一系列纵横交织的因子相互交集模塑和重构着人们关于地方性的想象。从“振兴老东北工业基地”战略的提出，到“东北文艺复兴”的文化浪潮席卷当下文学、音乐、电影等文艺创作，新世纪东北工业题材小说不断回溯历史，在东北工业“创立—辉煌—改革/衰落—振兴” 的发展路径中汲取养分。例如，作为关注民族国家叙事的主旋律作家，高满堂的《钢铁年代》书写了新中国建设初期鏖战关东大地的产业工人的事业与情感，秉承现实主义创作初衷记录了时代的嬗变和父辈的奋斗史；老藤的《北爱》依托东北现代飞机制造业的艰难崛起，在超越新旧文化交织中表达了技术精英重振东北的理想奉献和家国情怀；李铁的《锦绣》全景式地描写北方工厂的转型与新生；赵雁的《红昼》将钢铁工业的发展历程与东北城市发展史、乡村变迁史相结合；潘一掷的《子弟》将“厂二代”个人命运、青春记忆与工厂兴败、东北城市兴衰相嵌合；下岗工人王延才的《厂魂》聚焦东北国营工厂改革中的激烈矛盾，歌颂了一代工人的质朴与奉献，复现了公有制荣光中的现代工业文明；鬼金的短篇小说创作中以亲历者的视角直击东北老工业基地衰微，抒发底层工人失落、蹉跎犹如困兽的心境；“铁西三剑客”采用“子一代”的视角，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东北工业社会共同体的解体过程，展现了“父一辈”们经历这场结构性失败时的精神世界与心路历程。

作家们或重返历史现场，或再现个人经验与记忆，或聚焦传统工业、现代产业，或关注日常生活，纷繁多样的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创作将工业元素嵌入东北社会发展之中，形成以工业写东北、工业与东北共生共存的创作逻辑。在叙事结构上，“东北—工业”统合了东北工业题材小说中的“地域性”与“工业性”，既构建了工业东北的地域性想象，也复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工业、工厂、工人的“三工”题材创作。回顾历史，寻求荣耀；面对现实，深感焦虑；直面未来，期待重获新生。

 从文学发生学角度来看，东北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东北文学、东北文化的构建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联动、相互印证的关系，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亦根植于东北工业基础。从“十七年文学”到“改革文学”，东北工业题材小说确立了工业题材小说的基本范式，构建了工业中国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想象，确立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主人翁地位。东北工业题材小说既描写了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又展现了工人阶级的劳动生活与精神世界。与此相对应，新世纪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创作则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时期，试图以工业题材讲好工业故事、东北故事和中国故事。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具体地、深刻地表现东北地区工业发展的现实与困境、问题与破解方法，探讨工业发展的未来、企业的兴衰以及工人群体在时代剧变中各自不同的生活境遇、精神状态与价值取向。

曾是国企一员的中生代作家李铁，对东北工业企业发展史的书写用情最深，展现得也最为充分。李铁的小说创作带有典范的“工业化”特征，他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写并展现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工业转型与社会转轨，直击改革现场，描绘了改革中工业、工厂和工人的巨大变化。长篇作品《锦绣》可视为李铁对自己创作的总结。小说以张家两代人在锦绣厂的工作与生活为主线展开，叙述了锦绣厂从新中国成立到新世纪新发展阶段的数十年间沉浮起落。小说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冠以“家园”“山河”“前程”之名，对应了锦绣厂发展的三个标志性阶段。“家园”对应锦绣厂的创立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日本人建造的古河制炼所原址上设立锦绣金属冶炼厂，以张大河为代表的青年工人以厂为家，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磨练技艺，树立了工人们“英雄”“主人翁”的形象。“山河”对应锦绣厂经历的改革历程：20世纪80年代，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债务负担、人员负担、社会负担令锦绣厂难以为继，申请破产。张怀勇（张大河之子）登上历史舞台，带领全厂职工寻求锦绣厂的现代企业发展道路。“前程”则对应锦绣厂在新世纪的复兴历程：在张怀勇的带领下，锦绣厂主动求变，加强技术革新、调整工作标准、迎接市场竞争，并与南钢集团进行合资谈判，最终重组更名为南钢锦绣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重获新生。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令锦绣厂在新世纪焕发新活力，新一代的工人不仅掌握了新生产技术，还寻求到自身发展空间，完成了从“单位人”到“市场人”的华丽转身，展现了新世纪工人的精神面貌。李铁的创作接续了“十七年工业文学”“改革文学”的创作路径，复兴了“工业题材小说”具有代表性的聚焦工业题材、暴露体制结构问题、寻求转变、塑造工业“新人”和英雄典型的创作手法，赋予了“工业题材小说”新的意义与内涵。

然而从现实层面看，以《锦绣》为代表的工业化创作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激情，事实上，东北经济发展的困局和东北工业转型之难已经形成经济学意义上的“东北问题”和“东北现象”。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是两种经济体制的重大转折，在新旧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工人群体被悬置处于断裂状态，在夹缝中生存。从单位共同体出走的工人一方面要承受单位瓦解带来的震荡，另一方面还必须经受残酷的市场对劳动力商品的筛选、甄别、压榨和打击。曾经作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浪漫想象隐喻和表征的工人在面对如此冷峻的现实境遇时迅速走向衰败和没落，几乎毫无任何缓冲地滑向社会边缘，成为社会结构中的底层群体，遭遇到严重的生活危机。“经济转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下岗潮”成为弥散在东北的共同记忆，从国家的主人翁滑落至社会底层这一过程迸发着极大的叙事张力，诸多东北作家将创作锁定在20世纪90年代，用创作复兴了“左翼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以来描写工人群体困苦生活的“人道主义”写作传统。

新世纪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善于捕捉和发掘在社会转型期底层工人的生活和命运。在《子弟》（潘一掷，2021）中，铁城市内各个工厂都不景气，老弱病残被优化下岗，为了生存一股脑地在夜市摆摊，一晚也挣不了几个钱；年富力强的或南下打工，或被迫走出国门在异国他乡的工地、厨房和垃圾场讨生活。《梯形夕阳》（班宇，2018）中，得知下岗后，工人们不知何去何从，竟骑着自行车绕着工厂转圈，他们根本不知道原本应该补发的工资被科长和会计合谋卷走，生活的重压下工人们托足无门、进退两难。《彭雪莲的第二职业》（孙春平，2006）中，纺织厂女工彭雪莲丈夫入狱、工资微薄、独自带女，深陷生活困境。彭雪莲可以坚定地拒绝丈夫的离婚要求，却无法承担抚养女儿的各种费用，她不得不出卖身体，从事“第二职业”。《灵魂拍手做歌》（鬼金，2011）中，朱河的父亲和老工友一起去讨要养老金时突发疾病，朱河用近乎无赖的方式为父亲要来了医药费，如同厂房的破败与空荡，底层工人不仅面对物质生活的匮乏，还要失去尊严与体面。《聋哑时代》（双雪涛，2020）中，只因“我”的作文写得不好，孙老师在调查了我的家庭成分后就断言“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扶不上墙”。纵观新世纪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创作，它们大多关注东北底层工人的物质贫困与精神匮乏，作家们或以工人的在场者身份，或以“子一代”的视角书写东北底层工人日常生活中的苦难与冲突。书写苦难并非歌颂苦难，作家们其实是试图在文本中重新赋予工人阶级应有的尊严与价值，在新世纪东北工业题材小说中实践并复兴人道主义的价值立场和美学风格。

三、越轨之思：新世纪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突破

 长期以来，“工业题材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中处境尴尬，在时代因素、政治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下，“工业题材小说”出现了创作雷同化、情节公式化、人物脸谱化的创作危机。需要强调的是，“工业题材”既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在“左翼文学”时期，“工业题材小说”旨在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资本主义对中国工人的无情压榨；“十七年”时期，“工业题材小说”强调“为工农兵服务”，作家深入工厂，书写社会主义新人，构建现代工业中国的新形象；“改革文学”时期，“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是为了发现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发展的切实问题，塑造“改革者”的形象；在“现实主义文学”中，“工业题材小说”关注社会转型时期工人群体结构性失业及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淖苦苦挣扎求生；在新世纪，“工业题材”小说又与“底层叙事”“农民工写作”相联系，直面社会发展中的新境况与新问题。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工业题材”创作围绕工业、工厂、工人的创作中心，在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其内涵逐渐向外部延伸，关注工业城镇、工人村、下岗工人及其家人，愈发呈现出蒋子龙所言的“泛工业化”趋势。因此有学者提出“工业题材小说”这个概念已不仅是指工业领域生活的描写，还意味着它还要程度不同地反映、揭示工业领域的内在矛盾和社会问题。

探究“工业题材”的创作动力，在外部始终与时代环境相协调，在内部始终与作家的生活实践、创作诉求相一致。因此，“工业题材”的主体性内涵理应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同政治语境中、不同作家的创作理念里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元的面貌，超越并突破自“十七年”以来“工业题材”的藩篱与桎梏。新世纪东北作家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亦有“越轨之思”，其视野从聚焦工厂内部转向以工业生产为背景的社会生活空间，不仅拓展了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空间，亦突破了工业题材小说的范式与边界。以双雪涛发表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收获》2015年第2期）为标志，同为80后的“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在文坛崭露头角，构成“新东北作家群”的核心，既向上承接了赵松、贾行家等70后东北作家的创作风貌，又向下开启了以杨知寒为代表的90后东北作家创作。近年来，“新东北作家群”的文学创作，与东北说唱（《野狼DISCO》《送情郎·冬雪》等）、东北题材影视创作（《钢的琴》《白日焰火》《东北虎》等），一同助力“东北文艺复兴”浪潮。从表面上看，“东北文艺复兴”强调东北的“地域性”文化特征，凸显东北文化在现当代中国文化史中的在场、流变、起伏与再崛起，实际上，“东北文艺复兴”话语内部深埋着工业质素，是新世纪以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衍生品，本质上是深化东北经济改革的产物。百年东北工业的历史与现实为“东北文艺复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料、燃料；工业亦是双雪涛、班宇、郑执等新一代东北作家书写的源泉、背景和底色。

近年来，新一代东北作家在中国文坛突围成功，用突破性与创造力的作品演绎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虽然双雪涛、班宇和郑执的创作各有不同，但发生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转型与困境使“他们分享着近似的主题与风格”。他们以“子一代”的视角回溯20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大潮，共同书写由“工厂”“工人村”“工人”“下岗”“父亲”“失败”等关键词支撑的东北往事。他们的创作既是对东北地域文学的突破，也为当今文坛带来了新鲜特质与冲击，更是对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拓展和必要补充。就具体创作而言，新一代东北作家将“子一代”视角、下岗父辈们的人物形象塑造和工人生活空间塑造引入工业题材小说，形成了可感知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日常生活风景。

新一代东北作家的父辈大多就职于东北工业大厂，在其成长阶段亲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变迁，故在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大师》《聋哑时代》、班宇的《盘锦豹子》《梯形夕阳》《逍遥游》、郑执的《生吞》《仙症》《我只在乎你》等小说中自然形成了“子一代”视角。透过这一视角，作家带领读者凝视了“父一代”的“溃败”时刻。例如在《大师》中，父亲原是拖拉机厂的仓库管理员，棋艺精湛，但因为下岗和离婚的双重打击，其生活陷入窘境，遂逃避现实以酒自我麻醉并沉溺棋中，甚至人格异化。父亲的棋如人生，亦走向下坡路。《盘锦豹子》中通过孙旭东的父亲孙旭庭叙写了曾是被工厂标举为楷模的父亲所遭受的事业与家庭的重重困窘和挫折，作者的叙述中充满了目睹父辈被生活嘲弄的无奈与悲怆，通过孙旭东这个貌似轻狂、不走正路的少年之口，表达的是为父辈讨要公正、控诉命运不公的愤激之讼。《生吞》中的父亲被生活所累，一生贫寒却心中有光。但是站在工厂领奖台上的荣耀时刻随着工厂倒闭一同消失在时光洪流之中，不再复现。“子一代”带着对父亲人生悲剧的怜惜，抒发了由于社会变迁、地域衰微而使个体运命受到牵连的心痛，作家在小说中并没有谴责父亲们的落魄颓废，而是致敬于父辈身上宝贵的“灿烂的遗产”，并对父辈被时代和社会遗弃和戏弄不胜悲悯。他们对东北往事的叙说沉浸而不沉溺，冷静而不冷血，表面的冷硬深隐着回望时挡不住的柔情，冷峻审视下流淌的是难以割舍的关乎血脉的文化认同。

 在东北工业化进程中，伴随工业发展而形成的工人聚落是工人共同体的生活空间，这便是双雪涛、班宇和郑执创作中的“铁西区”“艳粉街”“工人村”等工人生活空间存在的现实基础。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人的生活空间是工业生产空间的副产品，其存在形式严重依赖于工业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一旦外部环境出现结构性转轨，工厂的衰退必然波及工人的生活空间，并以工人生活共同体的瓦解显现出来。工人日常生活空间“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所支持，也被社会关系所生产”。新一代东北作家敏锐地把握到工人与工人生活空间之间存在微妙的同构关系，借由父辈们的失败言说东北老工业基地在转型中的衰退与挫折，巧妙地运用工人生活空间的设置触摸社会转型时期东北工业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借由空间表征法为小说中下岗工人群体行为动机、性格心理、精神状态提供合理的背景与空间。例如《工人村》中的“工人村”就是小说言说的主角，班宇言简意赅地交代了“工人村”的来龙去脉——“工人村”从20世纪50年代建设时期的辉煌到90年代“下岗潮”时期的衰落与破败，呼应了工人从国家建设时期主人翁形象滑落至社会底层，展现了对工人阶级身份的困惑与怀疑。在《光明堂》中，“光明堂”是艳粉街突出的地标式建筑，双雪涛注意到“光明堂”与“工人之家”一体两面的特质——在工业时代“光明堂”曾改称为“工人之家”，展现了东北工业现代化进程中，工人主人翁意识的外化；但在“下岗潮”后，“光明堂”又从“工人之家”恢复原称，宗教职能取代了“工人之家”的服务职能，成了无数像二姑一样下岗工人的精神寄托。在《森中有林》中，“穷鬼乐园”酒菜便宜，大落地窗正对北富舞厅，底层群众聚集于此，一边吃菜，一边欣赏从舞厅进进出出、搔首弄姿的舞女，可谓是“下流社会的名利场”。“穷鬼乐园”以现实中沈阳和平区阜新二街五叉路口的“万顺啤酒屋”为原型，曾经的工人们遭遇下岗，重新上岗又遥遥无期，即使深陷生活的囹圄，也要吸溜着抻面、咂摸着鸡架、一杯一杯喝着“大尾巴”酒，一喝就是一宿，用借酒消愁的方式逃离现实的苦难。郑执在《一席》的演讲中也提到“穷鬼乐园”，指出“如果此地（“万顺啤酒屋”）终将消亡，那么这些灵魂（下岗工人及底层群体）将何处安放”？寓意时代洪流中被抛下的失意者唯有在“穷鬼乐园”方能收获最廉价又最珍贵的平等。

 生活是文学的土壤，正如双雪涛谈及《平原上的摩西》的创作初衷时所言：“就是想反映一点东北人的思想、特有的行为习惯，尤其是几个大工厂，很少人去写。东北人下岗时，东北三省上百万人下岗，而且都是青壮劳力，是很可怕的。那时抢五块钱就把人弄死了，这些人找不到地方挣钱，出了很大问题，但这段历史被遮蔽掉了，很多人不写。”工业小说的题材和人物并不在作者想象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构想中，而在以工厂单位制为依托形成的工人社会共同体的朴素且丰沛的日常生活之中。如果说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目的之一是形成完整的中国工业叙事，构建工业中国的现代化想象，那么这份想象应既包含工业生产也包括工人社群生活。在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中，既要表现工人劳动、技能竞赛、工厂生产、技术与设备、制度改革等生产性质素，也要表现工人的娱乐、婚恋、住房、下岗、再就业谋生等日常生活元素。在新世纪，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新一代东北作家有着越轨的自觉，其有关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日常生活叙事弥合了传统工业题材小说中注重工业现实、工厂建设、工人生产的生产性质素留下的空白；更超越了东北的地域性特征，为工业题材小说贡献了新视角、新人物、新空间。

余   论

纵观新世纪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无论是老一辈东北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坚持的守正理念，还是新一代东北作家在突围中展露的创新意识和越轨姿态，都是用多样化的文学表达呼应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和“东北文艺复兴”浪潮。以工业写东北，既打开了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空间，又生成了东北的“地域性”特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世纪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是窄化的地域性文学，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中叙述的工业问题、工人阶级问题、地域性问题具有典范的人民性、鲜明的时代性、厚重的历史性与有温度的实践性特征：以东北喻中国，与中国发展的本土化经验相契合，构成了与中国文学主流创作实践、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的互文。

新世纪东北工业题材小说丰富了“工业题材”的形式与内容，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工业题材”创作的主体性危机。在老一辈东北作家以工厂为核心的小说创作中，情节模式化、人物趋同化、语言风格近似化的弱点依然存在；而在新一代东北作家的创作中，工业、工厂退居为背景，虽然主要叙述下岗工人及其后代的日常生活，但工业属性不强，工业题材小说的主体性甚至消弭在青春叙事、成长叙事、侦探悬疑叙事之中，缺少核心的“工业精神”。新世纪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在创作思维、审美风格、工业精神构建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